曾恒
001 风骨不是古董
习武之人重操守，守侠道；读书士子贵气节，敬风骨。何谓风骨？风骨，是不随世俗俯仰，不向权势折腰，不为名利所惑。落笔可抒胸中怀抱，立身能守心中节义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精神气质，更是文人挺立不倒的脊梁。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二十二字，藏于故纸之间，如立在文人头顶的山岳，分量千钧，无可比拟。细思，要何等的胸襟和自信，才敢将“天地”“万世”这般宏大的命题，揽入一己的担当之中。一言以蔽之：古往今来，文人浩如烟海，能被历史推至浪尖，凭的从来不止是笔下文字的利落。学问可以日积月累，天才代代不绝，唯有风骨，无从伪装，无从假借，藏不住，装不来。
拆开二字来看，风，是气度、格局与胸襟，是文人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；骨，是气节、操守、底线，是安身立命不可弯折的脊梁。二者合一，便是孟子所言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
翻开史册长卷，李白当属一身傲骨最鲜明的文人。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，李白入长安，醉卧沉香亭。酒酣兴至，他伸足示意，唤贵妃研墨、力士脱靴，落笔成诗，末了挥一挥衣袖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挥毫辞阙，扬长而去。一身傲骨，自此镌刻在李白的生命里。
在东坡书院，近代学者王国维留下一段碑刻文字：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者，苟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他将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、苏轼，列为华夏历史上才华与人格并重、旷世难逢的四大先贤。
三闾大夫屈原，一腔赤胆忠心，偏偏遇上听信谗言的楚君，屡遭流放，最终抱石沉江。后世百姓感念其忠，龙舟竞渡、角黍投江，这份敬仰与痛惜，绵延三千年不绝。义熙元年（公元405年），陶渊明不愿折腰事权贵，解印辞官，归园田居。留下一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将俗世功名埋入青山，把淡泊从容活成千古诗篇。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秋风卷走茅屋，屋漏如筛，仍然心念天下寒士，写下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将悲悯苍生的情怀，化作千古咏叹。相较之下，苏东坡活得通透旷达。乌台诗案起，他一贬黄州，再贬惠州，三贬儋州，越贬越远。而他随遇而安，写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还顺手发明了东坡肉，将困顿人生，酿成一场人间盛宴。
四大先贤，处世之路各不相同，骨子里，共守二字：骨气。
002 风骨不是一根筋
五千年文明浸润之下，风骨早已成为华夏文人心中一面精神大旗。讽刺的是，即便是失节贰臣、苟全性命的奸佞之徒，也会费尽心力标榜自我，千方百计地往“风骨”二字上蹭。
理想固然美好，现实却很冷峻。人这一生，所作所为，无论黑白明暗，或可遮掩于一时，终究难以永久藏匿，终有大白于天下之日。如今国家反腐，倒追二十年，便是这个道理。但凡行过见不得光的勾当，终有被清查揪出的一天。当然，反腐只是施治之手段，腐败能否彻底根除，尚待来日检验。
秦代博士叔孙通，堪称乱世之中顶尖的“职场生存大师”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、吴广揭竿起义，一众儒生当庭痛斥起义者为反贼。那当朝皇帝胡亥，本就是弑兄悖父、篡夺帝位之人。若论叛逆，他便是世间最大的窃国者。窃位之后，他最忌讳的，便是“反贼”二字。满堂儒生一口一个反贼，恰好触了胡亥的逆鳞。胡亥大怒，数十名儒生身首异处。叔孙通见风使舵，立刻上前称颂君主：“如今天下太平，四海安定，圣主临朝，百姓安居，何来反叛之人！”
胡亥闻言，转怒为喜，赏赐叔孙通金银布帛。此后再也无人敢说真话，农民起义越发猛烈，最后将大秦王朝送入历史的坟墓。
叔孙通祸国殃民，抽身逃往山东。先投项梁；项梁败亡，又追随楚怀王；刘邦攻入彭城，他转而归降刘邦。待到布衣出身的刘邦平定天下，一众功臣在大殿之上饮酒争功，拔剑砍柱，肆意喧闹，旧日江湖习气一览无余。
朝堂之上一片狼藉，刘邦大为苦恼，不知如何约束群臣。叔孙通察言观色，当即向天子献策：“臣愿征召鲁国儒生与弟子，为陛下草拟一套朝廷礼仪。”于是百余儒生在野外演练月余。长乐宫落成之日，众儒生列队行朝礼。
礼毕，满朝文武肃穆恭谨，无一人喧哗。
刘邦惊叹不已：“我今日方知，做帝王竟如此尊贵！”叔孙通自此官运亨通，官至太子太傅，顺势举荐百余名弟子入朝，刘邦一一授官封赏，一众儒生尽得官职。
后世读史之人，就此争论不休。
有趣的是，司马迁对叔孙通多有肯定，评价他“大直若诎，道固委蛇”，尊其为“汉家儒宗”，可与陆贾、贾谊并列；明代李贽在《藏书·大臣总论》中将大臣分五等，把叔孙通列入第一等。
但看不惯叔孙通行事的学者，同样大有人在。司马光评价此人靠阿谀邀宠博取高位，是小人得志；清代洪亮吉，更是将叔孙通视作败坏纲常名教的罪人，把他与指鹿为马的赵高并列。同一个叔孙通，后世褒贬两极，争论两千余年。究其根本，便在于此人深谙投机取巧、曲意逢迎的处世之道。
吕雉掌权之后，打算分封吕氏子弟为王，征询右丞相王陵。王陵直言抗辩：“高皇帝杀白马立誓，非刘氏而王者，天下共击之！封吕氏为王，违背盟约，臣绝不认同！”吕雉不悦，又问陈平。陈平心思深沉，与周勃一同回禀：“高帝平定天下，封刘氏子弟为王，是彼时情势；如今太后临朝，分封吕氏宗亲，又有何不可？”这话回得多么痛快，痛快得让人怀疑人生。
退朝之后，王陵怒责陈平：“当年白马歃血为盟，你二人难道不在场？如今太后要封吕氏，你们顺势附和，他日有何颜面去地下见高祖？”陈平不温不火，从容作答：“当庭直面太后，于朝堂之上据理力争，我二人不及你；保全社稷、安定刘氏江山，你不及我二人。”这话说得狠，也说得准。吕雉一咽气，陈平、周勃立刻下手，把吕家一锅端了，转身拥立代王刘恒，就是汉文帝。后世传颂的“文景之治”，就此开场。
王陵的风骨，是宁为玉碎，以身守盟；陈平的风骨，是隐忍待机，静观变局。一人以性命坚守盟约，一人以隐忍保全社稷。很难简单判定谁对谁错。风骨如药，有的刚烈清热，有的温润固本，各有其用。
说到刚直持节，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，那就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范仲淹。天圣七年（公元1029年），仁宗打算在朝堂之上，率百官为养母刘太后祝寿，行跪拜之礼。范仲淹上书直言：陛下在内宫以家人之礼侍奉母亲，合乎情理。若率领满朝文武，于朝堂跪拜祝寿，则有损朝廷礼制。这般直言进谏，直指皇家失礼，举荐他的宰相晏殊大为惶恐，劝他慎言避祸。范仲淹不为所动，终被贬离京城。
朝野上下为之动容，赞其“此行极光”。这，才是文人该有的风骨。
003 竹林里的七个有趣灵魂
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致使诸侯离心。公元前771年，犬戎攻破镐京，周幽王被杀；次年，周平王即位，东迁洛邑，史称东周。王室东迁，开启数百年列国混战，诸侯相互攻伐，礼崩乐坏，君不君，臣不臣。诸子百家，便在这乱世之中应运而生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吵得不可开交，吵出了华夏风骨的成年礼。
读先秦诸子，最有趣的是每一位都有一味性情：孔子倡仁，孟子持义，曾子重孝，墨子兼爱，庄子超脱，韩非尚法，荀况笃行。后人读来，常常只当是简单标签。应当明白，这七种精神，分别在文人骨血之上，浇筑起仁爱、义勇、孝道、践善、旷达、法度、勉力七层精神框架。中华文人的脊梁，便是从这七层框架之中生长出来的。到了魏晋，再经陶渊明、竹林七贤等人拿出来淬火，风骨二字，方至炉火纯青。
英国毒舌大师王尔德在《道林・格雷的画像》里写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”皮囊好找，灵魂难求。陶渊明的灵魂太高太远，难以企及。但若有幸穿越魏晋，钻进那片竹林里，兴许会撞见史上最有趣的灵魂：竹林七贤。
这七位里，最奇葩的两人，一个叫阮籍，一个叫嵇康。二人性情放达，看似狂痴，没事就钻进竹林里放肆大笑、放声长啸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哥几个喝高了，天南海北地谈玄论道，堪称千古最早的清谈名士。他们谈儒家、谈道家、谈墨家、谈法家。谈着谈着，鄙弃世俗化的儒学，推崇道家玄学；老子、庄子成了“众妙之门”，孔孟之学被视为陈腐之论。
他们谈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汉赋，一沾酒便诗兴大发，千古华章一挥而就。
两位怪人，一个作曲一个弹琴，阮籍的《酒狂》一响，不会喝酒的人当场醉翻；嵇康的《风入松》震古烁今，旋律起时，听者就跟穿越千山万水，在林海里穿行似的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们就是顶配的嬉皮士。二人嗜酒如命、心意相通，恰似唐代李杜。二人相差十岁，相知相惜，同有一大爱好：慕求仙道，服食丹药。
以今人之眼光看，服食丹药之举，终究是不明智的选择。
004 两封拒仕书，两封绝交书
阮籍与嵇康，生年有先后，却卒于同一年：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。一人于乱世隐忍，寿终而逝；一人在暴政之下，刚直赴死。那一年，华夏大地悲风四起，呜咽着送别两个戛然而止的伟大灵魂。
遗憾的是，现代教科书对二人的解读多有简略，语焉不详。或许是他们不肯迎合当权者的个性，难以被世俗体系接纳。好在历史如明镜，将每个人定格在本该属于他的位置上。
后世推崇汉魏风骨，多因竹林七贤的盛名。可华夏历史上铁骨铮铮的文人，远不止魏晋一朝。庄子家境贫寒，拒绝楚王重金聘相；屈原坚守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；陶渊明心怀猛志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；骆宾王舍命一问：“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！”；李白放言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；于谦写下“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；文天祥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；方孝孺宁遭十族之祸，不肯草写篡诏；谭嗣同高歌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……文人的脊梁，绵延两千年，始终不曾弯折。
阮籍留下两篇辞辟奏记：《辞蒋太尉辟命奏记》《辞曹大将军辟命奏记》，是他风骨的坐标。蒋济、曹爽两次召他入仕，皆被婉言辞拒。回函文字看似谦卑，内里藏着不肯折腰的高冷。
其实，他本是典型的、怀才不遇的隐逸之士，一生放浪形骸，满腹苦闷深埋心底。行至路穷之处，他会放声痛哭。由此观之，阮籍拒官，并非全然不愿为官。只是不愿屈身侍奉曹爽、蒋济这类碌碌无为之辈而已。
嵇康留给后世的，是两篇绝交书。第一篇是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老友山涛举荐他出仕，嵇康直接写信绝交：“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，却一身傲慢懒散的毛病，又不懂人情世故，不能随机应变。”言下之意，连阮籍都不愿屈身做官，我又岂能从俗。第二篇是《与吕长悌绝交书》。他得知好友吕巽构陷亲弟吕安，愤慨不已，写下书信与之绝交。未曾想，此举触怒一众权贵，酿成一桩千古冤案，也让篡权窃国的司马氏留下千古骂名。
两篇辞辟奏记，两篇绝交书，共同写下魏晋风骨最华丽的一笔。
005 把诗写进骨头里的人
魏晋南北朝，北方游牧部族势力强盛，中原政权步步南撤，一度退守淮河、长江以南。纵然战火连绵、天下分崩，文脉依旧保有一份受人敬重的力量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后世常将竹林七贤视作背弃礼法、离经叛道的异类。实则看不透他们外表放浪散漫，内心守持正道；无视其笔下诗文汪洋恣肆，始终坚守文学的本心与良知。
秦汉至魏晋，五言诗的高峰，首推曹植，其次阮籍。从文学史脉络看，二人实为唐诗的先行者与奠基人。
品读《咏怀·其一》：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清冷月色，孤鸿哀鸣，独坐之人满怀郁结，这幅图景，恰似一部文艺作品的开篇。
再读《咏怀·其七十九》：林中有奇鸟，自言是凤凰。清朝饮醴泉，日夕栖山冈……一个以凤凰自喻的孤独高士，读来令人心头震颤。李白、王维穷毕生心力研习阮籍诗作，笔下篇章处处可见他的影子。
再品《采薪者歌》：日没不周西，月出丹渊中……诗人神游天地，心随日月流转，追寻一份自在、无拘无束的逍遥，重现庄周式的自我觉醒。
嵇康是《诗经》精神的继承者。《诗经》之后，四言诗的上乘之作，首推曹操与嵇康（曹操诗作另有专论）。如果说，二人是风雅颂最后的知音，并不为过。嵇康的诗尤擅写景：淡淡流水，沦胥而逝。泛泛柏舟，载浮载滞。微啸清风，鼓楫容裔。寥寥数语，意境清逸脱俗。
最震撼人心的，是他身陷囹圄之时，于狱中写下的《幽愤诗》：……予独何为，有志不就！惩难思复，心焉内疚。庶勖将来，无声无臭。采薇山阿，散发岩岫。永啸长吟，颐性养寿。此篇堪称继《离骚》之后，又一篇沉郁恸切的千古悲歌。嵇康，一个与屈原心意相通、与山川幽谷共鸣的伟大灵魂。
006 琴声里的风骨
阮籍与嵇康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，同为古琴高手、一代作曲大家。
阮籍在《乐论》中言道：乐者，天地之体，万物之性也。他认为上乘的音乐，能够使人精神平和，感通天地。其所作琴曲《酒狂》，流传千载，传承至今。他闻名后世的“长啸”，是魏晋盛行的吟咏方式，一声长啸，足以动山林、感飞鸟。弹琴复长啸，鼓弦奏《酒狂》，林中百鸟和鸣，七位老哥于竹林间吟诗狂歌，手舞足蹈。这般光景，想来便令人心驰神往。林语堂盛赞阮籍：“饮酒二斗，吐血三升，天下称贤。”乱世之中不容纵论国事，文人便寄情于一己怀抱，放浪形骸，以求精神上的自在安适。
但当世人的话语权被剥夺，这便成为时代逼迫之下的选择。
相较而言，嵇康的人生更为传奇，素有千古第一演奏家之称。留有《琴赋》《声无哀乐论》等传世佳作，传谱有《风入松》，编有《嵇氏四弄》。
最神秘的当是《广陵散》。
《晋书·嵇康传》记载：嵇康夜宿华阳亭，偶遇隐者传授此曲，并嘱他不可外传。基于这则记载，音乐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，《广陵散》并非嵇康原创。
而我始终以为，《广陵散》本就当归于嵇康。遍阅史籍，在嵇康之前，并无此曲可考的原创作者；所谓异人夜传的故事，不过是后人附会的传说。有人说，嵇康最大的功绩，是将这首记述刺客故事、饱含杀伐之气的古曲，弹奏至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曲中蕴含的刚劲风骨，恰与他不阿权贵、反抗司马氏强权的精神一脉相承。但这一论断，并不能否定嵇康作为原作者的可能。
公元263年，东市临刑。嵇康索来古琴，弹奏此曲，曲终长叹：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”
正是刑场上的一曲绝响，《广陵散》化作嵇康人格的象征，成为乐曲与人品融为一体的千古典范。
李白倾慕嵇康风骨，引为千古知己，写下“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，玉山自倒非人推。”鲁迅亦与嵇康精神共鸣，搜集、校勘其诗文，整理成《嵇康集》，收入《鲁迅全集》。纵览文学长河，论五言诗的造诣，阮籍或许更胜一筹；若论音乐与人格融为一体，则当属嵇康拔得头筹。
007 风骨的两种活法，一种底色
嵇康坦荡磊落，行事不绕弯，性情刚烈，是风骨之中最具硬气的一类。阮籍则选择隐忍自保，曾写下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，常被人诟病，以为他是明哲保身。而今回望，这篇文字本就是刀架颈上、被逼无奈而作，字里深藏的委屈与压抑，外人难以全然体察。说到底，阮籍的心思并不复杂：你欲篡权登位，要我撰文称颂？也罢，我便依你的要求，写下几句应景的颂词。可在灵魂深处，他与司马氏从来不是同路人。
评判一个人，当观其行、察其本心。阮籍一生孤傲自持：对势利小人翻白眼，对欣赏之人投青眼；借醉酒避祸，以隐忍拒官，推掉一切违心的差事。那一场穷途之哭，是为乱世苍生而悲慨，亦是哀恸自身生不逢时。这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风骨。而嵇康，以狂放率性、仗义直言立身，对权贵冷若冰霜，对投机之徒满心鄙夷——这是一腔孤勇托举起来的气节。
阮籍为竹林七贤之首，嵇康则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。二人志趣相投，同尊道家，深耕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“三玄”。阮籍作《通老论》《达庄论》，将老庄义理参悟通透；嵇康写下《难自然好学论》《太师箴》，把道家精神融入生命，抵达人生至高境界。史学家评价他们是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音乐家与书画家。
不难想象，当年竹林相聚的这群人，那何等自在旷达。他们倡言玄学，以自然之道对抗僵化虚伪的名教；隐于山林，奉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。纵然心底常存苦闷孤寂，满怀悲凉绝望，依旧寄情山水，安放自我。阮籍借酒避祸、山林长啸；嵇康树下打铁、临刑奏响《广陵散》。二者相合，便是魏晋风骨的精神内核。
可以说，玄学催生了他们出世的念想；亦可说，是道家思想成就了一代名士。他们也曾出任阮步兵、嵇中散这类官职，却并非本心所求，只是谋生之计，绝非心口不一。他们不愿踏入朝廷权力中枢，不做帝师，不作弄臣。这便是他们的底线：绝不与当权者深度捆绑、同流合污。
魏晋风骨，实为华夏风骨的核心。
阮籍曾慨然长叹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”刀兵四起、贼子篡权的乱世，一众宵小纵然一时得势，终究难成不朽功业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、标榜礼法的所谓君子，在阮籍眼中，无异于寄于裤裆里的虱子，循迹而行，饿便吮血，苟寄皮囊，还自以为逍遥自在。
专权者不识诗赋之美，篡权者不解酒中之味，擅权者不闻琴曲之韵，弄权者不赏山水之趣。阮籍隐忍一生，不悔人生；嵇康拍案而起，孤注一掷，宁可身陷囹圄，绝不向强权低头。他以生命与污浊世俗决裂，嵇康一身傲骨，已然抵达天人合一的大道之境。
这般境界，何其逍遥，何其玄妙！
008 浊世浑水，源头在人心
古人作文，贵在文为心声，落笔坦荡、表里如一。岁月流转，今日的创作环境、言论空间与写作条件，早已远超封建社会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不少当代作者，却在这最好的时代，养成了最浑浊的文风。
各类学会、文会、协会、诗会，不学无术、滥竽充数者比比皆是。一些人顶着文人的牌子，通篇依赖模板框架，蝇营狗苟，沽名钓誉，或者互相标榜，或者倚老卖老。为了虚名、政绩、圈层利益，刻意弄虚作假、粉饰太平。文人和文章沦为应酬人情、装点门面的工具，直面现实的文字变得寥寥无几。倘若谈及风骨、坚守，反倒沦为笑柄。
诸多时候，文字圈子已经成为一锅浑水。会与不会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有关系。或者虚张声势，或者狐假虎威，追名逐利、拉帮结派。为一点蝇头小利抹黑他人、踩踏同类，抛弃良知与底线，全然丢掉了文人操守。
或许，此时的文坛，正处在一个大革命、大动荡的前夜。
回眸民国文坛，派系林立、思潮碰撞，文人之间论战不绝、观点交锋激烈，却是中国近代文学思想最鲜活纯粹的时代。彼时文坛的争执，多是学术之争、思想之争、理念之争，少有私怨攻击、利益互撕。
新文化运动时期，胡适、陈独秀倡导白话文革新，章士钊等学者坚守文言传统，双方笔墨论战，辩的是文体革新、文化传承的大道；鲁迅与梁实秋围绕文学的阶级性、文学功用展开数年辩难，观点对立、文风犀利，却始终立足厘清文学本质，求索文化出路，探寻时代真理。
民国文人论战，对事不对人，辩理不辩私。哪怕笔墨针锋相对、立场截然相反，依旧保有文人礼仪、君子风度，从无抱团抹黑、构陷造假、公报私仇之举。他们争的是家国文脉、文学正道，守的是读书人风骨、治学底线。
观点可以对立，人格始终端正；笔墨可以尖锐，良知从未失守。
反观今日文坛，这份坦荡与纯粹，多有遗失。少有真实的思想交锋，只剩下利益捆绑、圈层抱团、投机取巧、逢迎谄媚。劣币驱逐良币，清流不敌浊浪，真实败给虚饰，风骨折于谄媚。当代文坛这一潭浑水，根源不在时代限制笔墨，而在于人心败给金钱，从此丢掉了骨气。
文人风骨，是跨越千年的信仰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。它起于先秦诸子立道弘德，成熟于东周百家争鸣，升华于魏晋名士铮铮傲骨，赓续于历代仁人志士的坦诚担当。风骨从来不是莽撞殉道，而是刚柔并济的人生智慧：既有韬光养晦、隐忍济世的格局，也有宁折不弯、坚守底线的气节；既有心怀天下、济世安民的担当，亦有淡泊名利、守心归真的纯粹。
朝代更迭，荣华散尽，权势名利皆是过眼云烟。唯有文人风骨，历经千年风雨，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，始终撑起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