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红

近年回乡扫墓，我又登上了院子对面的鹅峰岭。眼前的山岭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满山树木葱郁，灌木丛生，躺着许多干柴，昔日踩得发亮的砍柴小路，如今全被柴草覆盖，几乎辨认不出踪迹。站在这海拔800来米的鹅峰岭上，山风拂面，看着这漫山遍野无人问津的柴草，我不由得一声长叹：当年视若珍宝，拼死争抢的茅草柴禾，如今竟荒芜至此。少年时代那段砍柴的艰难岁月，瞬间涌上眉间心头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我生长在洞口县杨林乡一个偏僻的山村，村子三面环山，被层层叠叠的山峦紧紧裹挟，出门抬眼望去，正对的便是全乡乃至洞口县东南面最高的山——赫赫有名的鹅峰岭，山势巍峨陡峭，整座山几乎全是裸露的嶙峋青石，山高坡陡、崖壁突兀。那时候山间密密麻麻长满带刺的灌木，能当柴烧的树木少得可怜。在那个人民公社生产队年代，山里的一草一木都归集体所有，而柴草是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宝贵物资。

那时的乡村，没有煤炭，更没有电气设备，家里一日两餐做饭、煮猪食、冬天取暖，全靠柴火维系，干枯的柴草便是最主要的燃料。生产队统一分配的柴草寥寥无几，根本不够一家人烧用。为了不让家里的灶膛停火，我们半大的孩子，早早便拿起柴刀、扛起扦担、背起竹筐，踏上艰难的砍柴路。

砍柴的日子，满是说不尽的苦楚。平日里不敢踏入生产队的山林，只能在村子周围的田埂和小坡地上转悠，弯腰割草、砍细杂枝，田埂和小坡地被我们收拾得寸草不留。手脚被荆棘划出一道道血口是常事，汗水混着泥土糊在脸上，偶然还会被蜂子叮着，又疼又痒。就这样忙活了大半天，砍回去的柴草也只够烧一两餐饭，看着灶膛里断断续续的火苗，心里很是焦急。

实在无柴可砍时，我们只能把主意打到对面的鹅峰岭上。明知私自进生产队的山林砍柴是违反乡规民约的，如被抓到，处罚是相当的严厉，大家怕得很。可看着家里等着柴火煮饭，只能咬着牙，趁着看山员回家吃饭或者傍晚疏于看守时，偷偷摸上山去。鹅峰岭的山路又陡又滑，青石梭角锋利，脚下稍不留意就会摔倒，丛生的荆棘死死缠着裤脚，每往前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。上得山来，我们猫着腰、握紧柴刀飞快地砍着为数不多的柴草，心一直悬在嗓子眼，耳朵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，生怕被看山员看见。怕什么来什么。有一回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在鹅峰岭半山腰刚砍满小半担柴，就传来看山员严厉的呵斥声，像狼叫一样，在山谷里回荡，吓得我们瞬间脸色发白，哪里还顾得上扦担和刚砍好的柴，转身就往山下狂奔。陡峭的山坡根本站不稳，我连滚带爬，慌乱中手里的柴刀直接掉进了石缝，脚上的草鞋也在奔跑中丢了一只，光脚踩在碎石上，被扎得钻心痛，却不敢有丝毫停顿，只顾拼命逃窜，狼狈不堪地跑回村里，心里又怕又慌，满是紧张。

光着一只脚，丢了柴刀灰溜溜地跑回家里，本就满心淒苦，父亲看到后，不但没有安慰，反而厉声责骂，还扇了我一记耳光。他骂我不懂规矩，私自去别人生产队的山上偷柴惹是生非，骂我粗心大意丢了家里仅有的一把柴刀。那时候不懂父亲的顾虑，只觉得自己一心都是为家里分忧，却换来一记耳光和一顿责骂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真正是“打脱牙齿往肚里吞”，一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。

当然，那段清贫艰难的岁月里，也藏着独属于少年的细碎快乐。每逢周末，我们几个相好的伙伴相约上山，找一处隐蔽的山坳砍柴，累了就停下来歇息，在鹅峰岭的石缝间、灌木丛里找野果吃；红通通的野草莓，甜腻腻的鸡爪爪（学名拐枣），乌亮亮的毛栗子，都是难得的美味。大家围坐一起，一边啃着野果，一边嘻笑打闹，砍柴的疲惫、生活的困苦，全都在欢声笑语里烟消云散。如果运气好，捡到几颗鸟蛋，立马烧起火来，煮熟了分着吃，那一点点香甜，能在心里回味好几天。

那些年，日子过得清贫而又拮据，吃不饱、穿不暖是生活的常态，砍柴的艰辛、偷柴的惶恐，被责打的委屈，成了少年最深的记忆。可即便身处那样的困苦之中，我们从未抱怨退缩，也从未有忧愁郁闷，小小年纪就学着用稚嫩的肩膀分担父母的重担，在艰难的日子里咬牙坚持，努力为家里做点小小的贡献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家乡早已换了新模样，家家户户用上了电器和燃气，灶台干净敞亮。只有极少数老人还保留着烧柴煮饭的习惯，再也不用为烧柴发愁。鹅峰岭砍柴的那段少年时光和艰辛岁月，教会了我坚韧与担当，让我明白无论生活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只要肯吃苦、肯奋斗，就总能跨过坎坷，迎来温暖的好日子。那些手上脚上被荆棘划出的血印子，是我生命中珍贵的财富。